郭洪明
德清县禹越镇高桥中心小学
从台北到德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正和一群小伙伴在门前玩耍，一名村干部找到我家，问我爷爷是否在家。我领着他找到正在叔叔家里干活的爷爷，只见他把一封信递给了爷爷。
爷爷接过信一脸茫然，因为我们家一般没人会写信来。爷爷拆信看了之后，一脸激动，原来这是他远在台湾的亲哥写来的。他的亲哥，也就是我的伯祖父，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解放之后就渺无音讯，我们家人一直以为他已经去世，甚至在家里祭拜他很多年了。想不到伯祖父不仅还活着，而且已在台湾娶妻生子了。
伯祖父从台湾来信的消息马上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村庄。爷爷也召集家里人，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爷爷识字不多，又让爸爸把这信读了一遍，这次我更明白了，伯祖父的这封信还是通过朋友从美国寄来的，因为阔别家乡三十多载，未通音讯，对祖国大陆很不了解，所以还在信里问到家乡有没有通水通电，并让我们全家拍上一张照片给他寄去。
第二天，我们全家去新市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爸爸妈妈还给了我一把玩具枪，我握着“冲锋枪”摆拍了印象中的第一张独照。几天后，爷爷又邀请文化稍微高些的邻居荣林叔叔代笔，给台湾的伯祖父回了一封信。
从此，我们就与台湾的亲戚建立起了联系。每次信寄出之后，全家人就盼望台湾的回信。一封信寄出之后少则个把月，多则数月，才能收到回信。有时候，台湾亲戚则是通过电报给我们带来信息。每次接到信或电报，对我们家来说，就犹如一个重要的仪式，台北亲戚的情况也成了我们家人和邻居们的重要谈资。
年的一天，伯祖父终于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他是坐了七天七夜的轮船到上海，再乘车到杭州，又从杭州搭乘了一条卖菜的木船回家的。父亲问他为什么不通知家里人到杭州去接他，他无奈地笑了笑说，到了杭州原本是想打电话通知我们的，但村委会仅有的一台电话怎么也没有打通。那次回乡，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家乡浙江与台湾生活水平至少相差二十年。的确，虽说那时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但基本还是刚刚起步，落后的面貌还是很明显的。那时他带回来的牛奶巧克力糖、一次性打火机等物品，在我们当地人眼中可都是稀罕物品。
那几年，伯祖父每隔两年总会回乡一次，台北与老家之间的主要通讯方式还是通信为主。每次回来老生常谈的就是解放之前，家乡是如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困苦不堪，现在每次回来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年的秋天，伯祖父带着他的小儿子回家乡来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叔，在我们家里住了一晚就待不住了，因为一个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到乡下地方，没有娱乐，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的确是很不习惯的。傍晚，我带着他去镇上打台球时，一人一辆自行车骑行在乡村的公路上时，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有一盏路灯，这使他感到很诧异。
这次探亲以后，伯祖父出钱，为我们家安装了一部家用电话。从此，两地间的通讯就便捷多了。不过，由于电话的资费比较贵，一通电话差不多要40元左右，所以我们家不怎么舍得打电话，更多时候是台北亲戚打过来。
年，伯祖父又带着自己的小孙孙回乡了。小朋友很喜欢我，让我带着他去我们校园里玩。他问我，为什么不开汽车带他。我笑笑说，我们家没人会开汽车。其实，彼时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
年，我第一次带着家人去了台北探亲观光。在台北故宫前，我用手机拨打了亲戚的电话，不一会儿，堂叔就开着车来接我们了。病榻之上的伯祖父，看到我们一行人，顿时热泪盈眶，因为他从八十年代就在盼望两地“直航”了，可惜如今两岸已经“直航”，他却由于中风卧病在床，再也不能回乡了。
年，台北的伯祖父过世了，但是我们和亲戚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更加频繁了，因为此时新型的通讯工具—— 品：《浙江教育报·教师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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