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家的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内涵不应该仅仅体现为权力的一统，更应该体现为在分裂两侧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越南和也门不仅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更付出了血的代价。借鉴越南、也门和德国的统一经验，吸取其教训，顺利地推进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1民族认同问题与当代国家统一
从历史来看，年在法律上完成统一的越南，其统一的历史并不久远，年建立的西山朝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统治越南国土的王朝。年阮朝建立后效仿清朝划分了全国的行政区域，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控制，并依靠武力巩固了西山朝时期初步形成的南北一统局面，越南人的统一国家观念也才开始形成。法国殖民势力主控印支半岛后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客观上强化了越南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南北的共同体意识。
但是越南南北狭长、中部高隆的地理特征，多族群的民族构成以及南北方在文化和民众性格等方面差异巨大等因素并不是特别有利于统一。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北越主要是通过政治认同强化了南越民众对北越体制的接受。土地占有状况相对均衡的北越通过土地改革绘制出的一幅公平社会的图景，对土地占有不均衡状况更为严重的南越的基层民众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从而激化了南越的阶级矛盾，瓦解了南越政权的统治基础，最终使经济总量相对处于劣势的北越成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主导。
年北越士兵攻占西贡
相对于越南而言，也门和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所主动采取的保持和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具有更重要的启示意义。也门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宗教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南北也门民众同一民族认同的基础。尽管南也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宣称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但仍在年的宪法中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年又在临时宪法中进一步将伊斯兰教法定为一切法律的源泉。因此，虽然南北也门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因为共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习惯的存在，双方民众的认同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而南北也门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如下几项措施，对于强化南北也门的民族认同也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催化作用。
其一是年2月南北也门领导人在外交和教育方面达成协议，在只存在南北一方使馆的国家中，双方外交机构可互相代表。双方出版一部“也门历史”教科书以供双方学校使用；
其二是双方于年签署了简化两国公民相互往来手续的协议。两国公民只需携带个人身份证，填写两张表格便可通过边境；
其三是年1月双方联合教育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小学一至六年级教学大纲，修订了统一的小学五、六年级的历史课本，并加强了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合作，联合录制广播电视节目；
其四是年5月双方签署《边境协定》，拆除双方在边境地区现存的所有界桩，代之以联合界桩，两国的公民持身份证可自由过境，并在对方境内寻找工作。
由于南北也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简化双方公民出入境手续并允许在对方境内就业的举措具有实施的客观条件，但统一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和使用则是双方主观努力的结果。这些措施的实施，强化了南北民众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大大推进了政治统一之前的社会统一进程，为政治统一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培育了动力。
对于德国而言，虽然说东西德民众共同的民族认同根源可追溯至古代日耳曼人，但德意志人一直存在着所谓的“认同危机”，德意志民族“直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肇兴时才依靠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催生和强化了民族意识。”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19世纪俾斯麦所主导的统一运动对现代德意志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历史上德国人说的、写的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德语，而是很多种德语。直到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才赋予德国人一种通行各地的共同书面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普通话’成了维系德国人唯一的纽带”，“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形成。”而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使“德国人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全民性的保护性框架。”所以说，现代德国的统一历史并不久远，民族认同的基础也并不深厚。
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西德阿登纳政府曾长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其结果是隔断了东西德民众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联系，培育了东西德民众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上的异质感，直至年勃兰特政府执政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双方签署《交通问题条约》和《基础条约》之后，才使得两德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人际往来实现了正常化，这对于恢复和强化东西德民众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同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两德民众之间日益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面前，东德曾试图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理论构建抵御西德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但事实证明，东德民众对统一民族身份的认同、对西德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其势难挡。勃兰特政府实施的“新东方政策”实际上是在承认和接受政治分裂的现实下启动了两德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统一进程，启动了民族统一的进程。正是“新东方政策”的长期实施，才使得科尔政府能够利用国际体系转换之机抓住机会主导并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柏林墙
2双方关系定位、国际介入问题与当代国家统一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的构成单元，并强调主权和国际法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当代国家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与政治权力的统一密切相关的分裂双方关系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双方统一政策的制定，也关系到国际势力对统一进程的介入。
在实现统一之前，南北越都在国际上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承认，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则是相互排斥的，彼此均不承认对方的主权与合法性存在。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包括中越、南越、北越三部分，为不可分割之统一体”，而年“越南共和国”宪法也规定“越南是一个独立、统一、领土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由于涉及到事实和法律上的承认问题，年1月开始的由美国、北越、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四方参加的巴黎停战谈判在会谈的名称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年1月签署的《巴黎协定》也采用了美国和北越双方签署以及四方共同签署的双文本形式。双方关系的这种定位，再加上处于冷战前沿地带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南北越始终没有能够以彼此对等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协商的手段来探讨和解决国家与民族的统一问题，武力成了唯一的手段与途径，尽管最后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则使得这个国家变得千疮百孔。
遂行统一作战的越南士兵
南北也门建立后分别加入了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并各自同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成员和拥有主权地位的独立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南北也门并不互相排斥，双方的政治精英对此也都给予了正视和认可，彼此承认了对方体制和主权的存在。这种关系格局使得南北也门之间为统一而进行的协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彼此对等的官方平台之上，使双方避免了在主权问题上的羁绊与纠缠，为双方最高首脑的会晤并缔结相关协议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协商过程中，尽管双方之间曾爆发过两次边境战争，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与协商又能够很快得到启动，这与双方之间地位平等的关系架构有着重要的关系。实际上南北也门之间为统一而进行的协商和谈判起始就是由最高层主导的，对推进统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协议也都是在双方首脑会晤时达成的，相关的署名也都是彼此的官称。双方首脑通过会晤达成协议，然后由双方最高领导人自上而下予以推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也门的统一进程。
就德国的情况而言，在勃兰特执政之前，西德政府始终不承认东德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存在，两德之间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也因此而不能正常进行。勃兰特执政后，面对当时世界局势和两德关系的客观存在，调整了对东德政策，将两德关系设定为“特殊性质的关系”，在保持并尊重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前提下，将两德关系设定在一个对等的框架内，对两德关系做了一个新的定位，从而开启了两德正常交往的进程。尽管勃兰特政府如同阿登纳政府一样也未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存在，但它对两德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德官方之间开始正常交往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后，两德之间签订的《交通问题条约》、《基础条约》、《文化协定》等一系列协定，为两德之间政府和民间层面更顺畅、更频繁地正常交往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统一时机到来之时西德政府能够抓住时机，主导两德政府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势力势必会介入分裂国家的统一过程，国际体系的本质使然。因此，为了主导统一进程，追求统一的国家必须充分观察和捕捉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并创设出一种机制尽可能地利用积极的国际介入，最大程度地屏蔽恶意的国际介入。
20世纪70年代以前，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角力的主要战场之一，这一地缘政治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越南实现统一的艰难。与也门和德国借助冷战体制解体之机实现国家统一不同，越南是在冷战期间完成国家统一的。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越南前后排除了两个西方大国对越南问题的直接武力介入。在处理和应对国际介入方面，越南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战略和准备，并审时度势抓住大国分歧从中谋利。从实力对比看，北越与法国，尤其与美国是完全不对称的，但北越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周旋于中苏之间，最大程度地从中苏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从而使自己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并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谋划出了一个能使自己主导完成统一的有利格局。
第二，借助国际会议，打谈结合，这是越南处理和应对国际介入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越南的统一过程中，曾召开过日内瓦会议与巴黎会议两次国际会议。在统一过程中这两次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说这两次国际会议的召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战争手段带来的结果，但在更为强调武力手段的冷战时期，两次国际会议的召开至少在道义上和国际法的象征性意义上将法国和美国的介入屏蔽了出去。两次国际会议，尤其是巴黎会议，在参加方的身份与资格、议题的设置、谈判的策略以及会议最终结果的形式等方面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此外，《巴黎协定》签署后，年3月中国、美国、苏联、法国、匈牙利、印尼、波兰、英国、加拿大、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方面又在巴黎举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签署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决议书》，对《巴黎协定》进行了确认、赞成、支持和尊重的表态。直接相关各方就某一问题举行会议签署协定或通过宣言后，再举行由更多方参加的国际会议对直接方先前签署的协议、宣言以某种方式做出确认的表态，可形成一种保证其得到尊重和执行的国际监督保障机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完全保证直接方之间的协议得到履行，但至少可以获得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上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可屏蔽外部势力的干扰和介入。
在也门实现统一之前，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美苏等国际势力一直在介入着南北也门之间的关系。由于自身力量的衰微，无论是北也门还是南也门，在统一过程中都无法主动地应对大国和地区力量的介入，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大环境给了也门实现民族统一的机会。80年代末期，苏联和沙特等国家在介入南北也门统一协商过程的问题上逐渐转向了超然和克制，减少了对也门南北两侧协商谈判的干扰，南北也门的政治精英积极利用这一时机推进了统一进程。在统一的过程中，借助阿盟的积极介入推进统一进程是一个重要特点。每当南北也门之间关系紧张时，阿盟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会主动介入，参与斡旋和调停，帮助重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南北也门签署的诸如《的黎波里宣言》、《亚丁首脑协议》等一些重要的文件中也都设计了邀请阿盟代表甚至一些在阿拉伯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派出个人代表参与监督文件执行的条款，（21）其目的是以阿盟的介入保证相关协定得到贯彻和履行。从实际情况来看，阿盟的介入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双方所签署的宣言或协定的履行，减少了双方的违约行为，有利于统一进程的顺利推进。
德国问题是二战后欧洲问题的核心，而德国统一又是德国问题的核心，“德国的统一，并非仅仅是德国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关涉到二战后所形成的欧洲地缘政治秩序和安全格局变化的重要问题，因此美、苏、英、法等大国以及与德国具有历史瓜葛的波兰等国无不予以白癜风可以治好么女性白癜风怎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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